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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中医”将使中医走向何方?
“纯中医”将使中医走向何方?

□ 张 毅 四川省遂宁市中医院

  这段时间,关于“纯中医”的争论可谓如火如荼,中国中医药报近期刊登了《培养“纯中医”不能脱离时代》、《不要冷了我们的心》、《也给“纯中医”一条发展之路》、《不必刻意打造“纯中医”》等文章。我一直试图给“纯中医”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很难,思来想去,最后只能给出一个定义之外的结论:培养“纯中医”不明智。
  中医是一门极富实用性的科学,之所以实用,在于它紧扣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服务于那个时代的社会系统,其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和这个系统下的各学科发生融合,比如军事的、气象的、地理的、物候的等等。而不同的社会背景对这些学科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这些学科在社会发展的同时,自己也在努力地适应着、吸收着那个社会的发展元素,使自己更好地服务那个社会,中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着。这种背景下,中医要“纯”也不可能。
  纯,专一不杂是也。“纯中医”当然就是“专一而不杂的中医”。那么,这个“不杂”又当如何解释呢?就是不杂交、不杂合、不杂揉,保持着它固有的本质。
  中医的本质是什么?在西方医学传入之前,我国历史上没有“中医”,而是称之谓“医”。从地域方位来看中医就是中国本土的“医”,古人又称之为“医学”。为了有别于异域传来的医,后人便在“医”前面加了一个“中”,合称“中医”,这实际就是“中国医”或“中华医”的简称。如此看来,这“纯中医”似指土生土长的中国医。如果这个理论成立的话,那么,后来从印度、从阿拉伯、从西方传过来和中国本土医相融合的医,算不算“纯中医”?如果不算,它却在中国发展壮大;如果算,它又来自异国他邦。
  可见,仅从地域方位来给“纯中医”下一个定义似乎有些矛盾,那么我们再结合文化因素来界定“纯中医”,也许就通畅得多:出生成长在中国土地上,或虽出生异域,却成长在中国,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比如受中医药理论指导)的“医”就是“纯中医”。这种解释的外延就大得多了,不管你来自何地,只要被中华文化所吸收,被中医的血脉所灌注,你就是纯中医的组成部分。比如已流淌着中医血脉的“回回医”,现在还能说它不是纯中医吗?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上面谈到“萌生在中国土地上,流淌着中华文化血脉的‘医’就是‘纯中医’”,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地域方位可相对不变,社会文化却在与时俱变,明清的社会绝对与秦汉大相径庭。既然社会在变,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医,尽管发源于《内》、《难》,但必然会有各自时期社会文化影响下的学术特性。明清时期的中医肯定不是秦汉时期的复制品,现在的中医也绝对不可能是明清时期的翻版,不然的话,《神农本草经》后就不可能有《本草纲目》,《伤寒论》之后就不可能有《温疫论》,《濒湖脉学》之后不可能出现《中医脉学现代研究》。这样一来,又给文化意义上的“纯中医”的认定带来了困难,如果以秦汉《内经》时代的中医为“纯中医”,那么,唐朝《千金方》时代的中医是不是“纯中医”?如果清朝《医宗金鉴》时代的中医是“纯中医”,那么处在《舌诊研究》时代的现代全国名中医的经验和成果是不是“纯中医”?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培养的“纯中医”是以秦汉的、唐宋的,还是以明清的为标准?如果以《内经》时代的中医为标准,那么唐宋明清的中医还学不学?一学岂不成了走样的“杂中医”?如果笼统地以1840年西方列强洞开中国国门之前的所有中医为“纯中医”标准,那么,现在和将来的“名老中医”的经验和成果还学不学?这一学与1840年以前的纯中医相比,就更是“杂”而“不纯”的中医了。比如,1840年以前的“纯中医”,诊断主要靠医生主观感觉的“四诊”来进行,基本不用(注:不是不愿而是不能)现代的医疗设备;急救主要采取刮痧、掐穴刺血、针灸火罐、独参汤或参附汤灌服之类为主要方法,根本不用静脉滴注参麦液、冬青叶液之类的针剂;煎药燃料多用桑材之类的草木,绝对不用天然气、煤气之类的洋火;药材的应用大多使用原生的,基本不用家种的;在理论上只说阴阳五行、六淫七情,不说神经细胞、细菌病毒;在医学术语的使用上,严格以《内经》、《难经》、《伤寒》、《金匮》等中医经典为标准,根本不用传染病、非典、禽流感、乙脑、痄腮等非经典记载的术语;就连称谓也只称“医”,不称“中医”,药称为“本草”,而不称“中药”……我们现在要培养“纯中医”,不知是哪个历史阶段的“纯中医”,19世纪的“纯中医”已与我们的需要相去甚远,19世纪以前的“纯中医”又怎能让人相信其造福于人类的魅力呢?
  如果回答是否定的,“纯中医”就只能是《内经》时代原点上的中医。如果《内经》时代的“纯中医”能解决这个时代以后的所有疾病,断然不会出现这个时代之后所谓的“杂中医”,既然解决不了这些疾病,我们为何还要培养这种所谓的“纯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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