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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拷问」:对世界医学伦理的公开挑战与台湾精神医学的省思
「医学拷问」:对世界医学伦理的公开挑战与台湾精神医学的省思

A Reflection on Taiwan's Psychiatric Practice and a Challenge to the World Bioethics


叶英昆 (E. K. Yeh, M.D.) | 台北医学大学精神科名誉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兼任教授(Taipei Medical University, Taiwan)

医学捌号楼



医师是否滥用其职权,为达成某些目的,而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笔者特别关心一个特殊的主题,即医师是否为了达成某些政治目的,而被牵涉到违反医学伦理的医学行为。本文将引用一些国际的数据,以供探讨我国的情况。

前言

无论是台大医院、其它教学医院或旧台湾省医师公会版本,我国每一位医师就职时的宣誓,其内容都是参照世界医学总会(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一九四八年九月于日内瓦所采用的宣言(所谓的「日内瓦宣言」),强调医师的医学伦理,约束医师的一切行为不能违反医学伦理。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如何?医师是否按其所宣誓的各项,约束其行为?医师是否滥用其职权,为达成某些目的,而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在这里,笔者特别关心一个特殊的主题,即医师是否为了达成某些政治目的,而被牵涉到违反医学伦理的医学行为。本文将引用一些国际的数据,以供探讨我国的情况。

一、世界精神医学会为「精神医学之政治恶用」之谴责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国家之对立愈演愈烈,1950年代的韩战,1960年代的越战、古巴危机,更使美、苏之间关系更恶化。

学术研究常为达成政治目的而被恶用。在精神医学领域,苏联常藉以「精神疾病」诊断,把政治犯长期关在精神病院,或利用政治犯作种种「洗脑」或秘密伤、杀人武器的实验。自1960?70年代,每次在世界医学会上,西方国家精神科医师们联署提案,以该学会正式声明,谴责苏联的这些暴行,或举办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反对医学为政治目的的恶用,以维护人权及医学伦理。

尽管苏联及其它共产国家的这类违反医学伦理、人权的暴行,其作法较公然、不掩护,容易被西方人士揭发;但是,类似的暴行在西方民主国里,尤其在自认为是世界自由民主领导者的美国,其实也存在着。早在韩战发生后,美国政府在中央情报局(CIA)全责统筹、研议、策划、指挥之下,资助一系列精神医学及相关领域的研究,但一切在极机密中进行。更可怕的是一些美国著名大学,研究机构及精神科教授们被拉拢,接受其资助,参与CIA委托研究,可见CIA对精神医学界渗透力之深厚。为让读者了解美国在1950-80年代,上述情况发生的详细史实,笔者特地要介绍一本书。

二、《驱人发疯的旅程:利用医学的拷问及人心控制者》一书介绍

这本书原文为《Journey into Madness: Medical Torture and the Mind Controllers》,系1988年伦敦Pantam出版公司出书,著者Gordon Thomas曾以英国几家大报的特派员身分,在世界各国过其大半人生,为一位资深记者,从50年代韩战,到Suez运河危机,伊朗、伊拉克纷争,波斯湾战争,以巴纠纷等,均在现场从事采访,因长期驻在中东而以「中东通」闻名,已有27册著作。在西欧是一位被肯定的杰出记者兼作家。

本书指控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世界政局动荡中,本来宣誓以「减轻病人痛苦、救人、维护健康」为其事业宗旨的医师,竟被政府情报单位利用,在其保护之下,假「维持世界和平人类自由」或「伸展民族大义」,「宗教教义」的美名,从事一系列「控制人心」、「洗脑」、「秘密伤、杀人」等研究,或直接参与「拷问」之实,其记述的活生生、参考数据(包括病历、实际采访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大、追踪期间之长,使本书的指控力十足,读来令人对CIA渗透精神医学研究之深,产生畏惧。

本书分为三部。第一部记述1984年中东战争时期,美国CIA要员(前驻Beirut主任)William Backley(日语拼音)在Levaron首都Beirut被阿拉伯恐怖分子「神之党」诱拐,而被该党的医师Al Abuh(日语拼音)以「医疗」为由,实施非人道的拷问后,遂于1985年11月1日被证实死亡之史实记事。

第三部则报导1970?80年代CIA在世界各地,尤其在中东、东南亚、中南美洲等地,从事一系列类似「洗脑」实验工作,其失去常识的理论、违反人道、医学伦理的一切史实,曾在1977年由New York Times引用了二○○○以上有关资料报导过,而引起全世界之注意。

而本书第二部才是最重要部分,占了一半以上篇幅,也是笔者特地要介绍的。

1950年代美国进入韩战后不久,一系列事件引起美国政府、军方、情报单位的注意。被北韩俘虏几周后即被释放的美军,有的拒绝被遣回美国,有的回国后,公然谴责美国对北韩及亚洲的侵略行为,参加反对韩战宣传。当时CIA局长Allen Dalles(以后在国务卿Jone F Dalles胞弟)怀疑这可能是俘虏被「苏联—中共—北韩」式的思想「洗脑」之结果。从50年代到70年代,CIA聘请十几位著名精神医学、药理学、心理学教授,组成特别小组,以「精神医学研究」之名,从事:(1)分析敌国特定政治人物的人格特征以及其对思想、政治行为的影响;(2)在短时间内破坏个人的思想、信仰;(3)随时任意改变、转换或操纵个人的思想及行为等方法的研究。CIA特拨预算,研究范围包括特殊物质、药物的人体实验、生理回馈法、行为、心理分析、催眠术的应用、脑生理学、脑内神经传导物质的代谢,脑脉、脑内微小电极移植及其远离操纵、电气痉挛治疗(ECT),以及特殊脑部外科手术等很广泛,凡是能想象到的都不会放过。参加CIA资助研究的专家,都是著名大学的精神科教授,如New York大学Sidney Gottlib,Cornell大学的Lorence Hinkle,Haldold Wolff,瑞士Sandotz大药厂发现LSD的Albert Hoffman,以及McGill大学的Ewan W. Cameron,同大学心理学系的Donald O. Hebb等等;另外Boston Psychopathic Institute、Illinois大学、New York Mount Sini医院、Columbia大学、Kentucky州Lexington的国立药物毒物研究所、Rochester大学等等都接受CIA的委托进行各项研究。其中记述最多、最详细,访视病人以及相关人员最广泛,而追踪最彻底的是有关McGill大学精神科主任Cameron教授的部分,Cameron教授十几年的种种恶行,将是本书著者所要谴责的主要人物。

上述的精神科教授,对笔者这一辈的精神科医师而言,都是从文献上很熟悉的人名,在国际会议上也会见过的人,因此在那年代从事精神学研究的人都要小心,不要让人误会其研究基金来自CIA的问题。难怪笔者在1970年代初与美国Wisconsin大学精神科(主任Milton H. Miller教授)合作从事「留美台湾学生及留台美国学生的心理适应」研究时,其所使用问卷的封面特别要注明「本研究由Ford基金会与Wisconsin大学共同资助,而和CIA无任何关系」等文句。

McGill大学是在加拿大东部Montreol的英文系统名校,Cameron教授(以下简称C教授)为其主任兼附设Allan纪念研究所所长。C教授出生于英国Glasgow的善良牧师之家,在伦敦大学完成精神科专科训练后,移民美国,在John Hopkin大学再进修后,历任New York州大学Albuny分校教授、加拿大Brandon精神医院院长后,经McGill大学神经学研究所举世闻名的Penfield所长推荐,于1943年就任McGill大学精神科主任,同时兼任Allan纪念研究所所长,至1964年辞任以前的21年是C教授专业全盛颠峰时期。他以美国、加拿大两国精神学会会长,以及世界精神医学会会长等要职,集权势于一身,以世界精神学领导者之尊,广受尊敬,遂在自认为一位虔诚基督教徒之长者身分,以追求医学研究之美名之下,直接参与CIA Allan局长的计划,受其委托,甚至于建议,利用病患,从事强迫改变个人思想、思考、信仰、行为,即所谓「洗脑」工作的研究,长达十几年之久,其方法常为伤害性,超越病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从未给予病人所谓「告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机会,无视病人痛苦及生命危险,视病人如「实验动物」。所做实验性治疗包括;知觉剥夺(sensory deprivation);连续性、超多次、量电气痉挛治疗(ECT)(每天3?4次,一周5天,继续3?4周);多量抗精神病药物服用,(单独投与,或与ECT并用);所谓「自主性精神诱发」(Autopsychic Driving);「他思性精神诱发」(Heteropsychic driving);「精神力动的灌输」(Psychodynamic Implants);「刺激反复」(Cue-repetition),以及自称综合上述各项理论的所谓「精神力量的诱导」(Psychic Driving)等等。C教授如何施行这些「治疗」于病人的情况,著者有5?6个个案的活生生的记述,他访视病人及其家族以及有关医疗人员。他描述说:「病人在C教授巡诊(通常都是形式上而简单),告诉其痛苦,并哀求停止治疗或要求出院时,C教授常以一副严肃、冷酷、铁面、无情的脸,只告诉一句话『你不想要好吗?』给予反应,以后就完全置之不理,继续所谓的治疗。这一句话是刻板性的,对所有哀求的病人都是同一句的响应。」其所描述的各项,令读者发指。

三、笔者与C教授的遭遇

上面所述C教授在本书被谴责的各项恶行,对笔者而言,感受尤其深刻,这也是笔者撰本文的主要动机之一。

笔者曾于1956年7?11月间,受Allan纪念研究所的跨文化精神医学部(Transcultural psychiatric Section)Wittkower教授的邀请,在该部以fellow身分从事研究。记得有一天应C教授要求,特别参观其特设实验病房,亲眼看见一位女性病人,被诊断为「妄想性精神分裂病」,主要症状为继续不断的被害性幻听及妄想,病人头部被固定戴一个helmet(头盔),据说里面装有录音带,不断地放出声音强迫病人倾听,其内容是为要反作用(counteract)其幻听,由C教授特地设计的。病人每天除了接受ECT或其它治疗,以外的时间,一定戴这helmet倾听声音7?8小时以上,其治疗病人不能与医疗人员商量、妥协、更无法拒绝,真是一种「以医疗方式的拷问」。可怜的病人如胎儿般姿势,弯曲身体,无声,不动,躺在床上。病人另外受多量的抗精神病剂(通常是Chlorpromazine),而ECT的次数都超多,当时笔者对这种治疗法产生很强烈的反感及疑问,认为这会「驱病人更发疯」,不然就是更退化、萎缩,甚至于成为「去脑的」植物人。但当场不敢公开质疑的不只是笔者,其实该研究副所长Gellhorn教授(著名的脑神经生理学家)以及许多医疗、研究人员对C教授的这种强制性、非人道、违背医学伦理的「实验性治疗」,都有许多疑问及反对,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公开质疑,因为这种行为会马上受到解雇或调职、降级之后果,可见C教授当时权势之大。另外,伦敦大学的William Sergant教授曾对C教授提出疑问及讨论,但结果是不了了之,可能Sergant教授当时也无法说服C教授停止或修正其做法。讽刺的一件事就是:C教授于1969年9月逝世时,为美国精神医学会撰写「哀悼文」的人就是Sergant教授,Sergant教授究竟如何在其哀悼文去评价、赞扬、哀悼这一位特异精神学界领袖,真的值得一读,但很可惜,笔者现无资料可报告。

本书著者Gordon Thomas为谴责C教授暴行,费了几年的时间收集资料,访问CIA人员、病人及其家属、Gellhorn教授,以及其它医疗人员,其中二位C教授的特别研究助理,从美国、加拿大到英国。C教授于1969年9月逝世,本书于1988年出版,据说,几位被C教授「强制实验」的病人及已逝世病人的家属,特以CIA为被告正式提出控告,要求对其心、身、名誉损失的赔偿,这是对一时权势叱咤世界精神医学的C教授的「死后鞭尸」,实可为全世界精神医师之警惕、借镜、自律。

四、笔者与本书遭遇缘故

1991年笔者受日本朝日新闻社文化事业团的邀请,在神奈川县川崎市及山形县山形市二市演讲,介绍台北市立疗养院在台北市所建立的「台北模式医院─小区统合性连续性、医疗、复健服务」计划的实验情况。此行,缘起于前一年日本东京都,武藏野病院野田文隆医师曾在加拿大温哥华留学进修五年回国后,经人介绍访视台北市立疗养院,就台北精神医疗/复健模式与温哥华地区模式比较,强调台北模式优点,并出版于日本精神医学期刊,引起日本精神医疗界注意,川崎与广岛两市派人来台北市立疗养院观摩并发行报告专集,经川崎市小区心理卫生保健当局向日本朝日新闻社请求资助而成行的。在两场成功的演讲后,该社文化事业团理事兼事务局长梅崎丰先生,特别赠送笔者一本书,本文介绍的就是这本书。该书是日文版,翻译者是朝日新闻社的资深国际事务记者吉本晋一郎,1991年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因笔者曾于1956年亲自在Allan纪念研究所看到C教授主持的「洗脑实验病房」及病人,接受这本书时的感受之深,感慨之复杂,实难以形容。我国曾经过长达39年的戒严,在国民党专制之下,受严格的思想、言论、行为的控制及情治单位的恶劣、非人道的压制后,刚开始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人权及医学伦理越来越被强调之时,笔者认为有义务,也有必要介绍这本书,并藉这机会,回顾过去,以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并提倡医学伦理,维护病人人权。

五、本书对台湾精神医学界的启示

1.精神科医师参与情治单位工作或委托研究

以笔者的经验推测,过去在台湾医学界,类似上述C教授参与情治单位的特定研究计划,而接受其专款资助的可能性非常低,但精神科医师参与某些特定案件的调查、侦办或拷问后精神障碍的治疗,极有其可能性,但其参与可能是被动的、被要求,在戒严时期或是难以拒绝的,因此其行为也许难于给予医学伦理上的批判,但如果其参与,是为达成个人某些利益或有其某种代价,而医师不但没有毅然拒绝,进而甘愿接受其代价,即是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应受到最严厉的谴责。

2. Amytal Interview的医学伦理、法律观

Amytal(Amobarbital)是属于中效的Barbiturate的一种催眠剂,在1950?70年代,在会谈(interview)某种个案时经常被使用,即以缓慢的速度(一分钟大约1cc)打进Sodium Amytal的稀释液于静脉,在个案半醒半睡的意识状态下,进行会谈,其目的原为减轻个案的紧张及其「心理防御」(defense),使其能尽量自由联想、会谈,协助治疗者了解个案的下意识心理冲突,也可透过「倾泄」(catharsis)或「解除反应」(abreaction)而疏松病人的症状,可说是一种药物催眠心理治疗,当然在治疗前需要获得个案的「告情同意」外,治疗者应为一位有经验且资深的精神科专科医师,并了解其使用的适应条件(indications)及限制(limitations)以及禁忌(contraindications)。在笔者的记忆里,大型教学医院的精神科,过去一段时期偶尔曾受司法、检调单位的委托,对特定「嫌疑者」施用这种方法的案件,其目的不在于治疗,而是协助委托单位的审问,破坏嫌疑者的心理防御,得到「告白」,当时并没有「告情同意」,可说是一种滥用医学的「拷问」行为,在精神医学会上曾受到批评及谴责。据说,这种睡眠心理治疗法,随着医学伦理的强调,其施用机会大大减少,但据了解,80?90年代在医学中心及军方医院,还时有使用的见闻。一个人在半睡半醒的意识状态下,其认知功能有障碍时,所说出的事项,法律上应无其效力,当然根据这些「告白事实」做为审判的依据,完全是「违法」的做法。

3.所谓「测谎」的医学伦理、法律观

在精神科治疗及实验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生理回馈」(biofeedback)治疗法是利用Polygraph测量个人的生理反应,如血压、脉搏,特定部位筋、肉电压、温度、血流等等,以做为客观测定个人心理紧张或轻松之程度的指标,使个案在治疗中亲自观察到其心理轻松之程度,正面再强化(positive reinforcement)其练习轻松的效果,是根据操作性条件化(operant conditioning)理论的一种行为治疗,其目的为治疗个案的某些特定问题行为或心理症状,当然需要个案的告情同意,而个案也会尽量配合作治疗。笔者从未有机会实施或参观「测谎」的工作,但据了解,「测谎」就是利用polygraph的反应,测验个案是否「说谎」,其目的不是在治疗,而是在审问有嫌疑不合作或不诚实的个案,当然「告情同意」是成为一个「谜」了,被要求测谎的人,可能无法拒绝,或任意中途休息或退出。

利用测验个人在polygraph上的反应数值而断定个人是否有「说谎」,是很大胆、天真而不科学的假说,因为个人情绪变化与生理反应之间,并无任何「特异性」及「特定性」关系,个案对被不当审问、怀疑、实施「测谎」的「反感」、「愤怒」本身可能也会引起某种生理反应。未经个案同意,而强制,且过长时间的反复「测谎」审问,可被视为「恶用医学的拷问」,精神科医师或心理学者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应该参与这种医学拷问。

4.前头叶切离术(Prefrontal Lobotomy)的医学伦理观

这是葡萄牙籍神经学科医师Antonio Egas Moniz于1935年开创的,以后经过Freeman & Watt等人在方法上的修正,主要是在病人大脑前头叶的白质(white mater)给予特定深度及角色的切开,其主要治疗对象为,持有长期活动性而难于控制的妄想或幻觉而容易导致暴力、反社会性、伤害性行为,或强烈反社会性性格者,或强迫性思考或行为,以致其生活功能严重受到障碍者。其治疗是根据大脑前头叶与视丘(thalamus)之间的白质神经纤维之切开,可以抑制病人异常、过盛的冲动而稳定病人的情绪及行为的想法。由于这种治疗的理论根据薄弱,只是一种假设性、实验性,且其手术属闭锁性、盲目性(closed and blind),完全要靠开刀者的经验;又是伤害性,时有脑出血等不测之严重并发症而死亡;开刀结果常导致病人退化性(regressed)、性格变化、健忘、情感发呆、缺乏自动性等后遗症,其生活功能障碍程度往往比原先的精神障碍还严重,因此在抗精神病药物还未普及的60年代以前的传统精神医学会,被视为「所有治疗均无效后的最后一试」。但多种抗精神病药物普遍被使用的70年代以后,这种治疗法渐被放弃。据了解,在70年代以前,在日本、印度似有滥用的情况发生,估计有一万以上的病例。在日本,新泻大学中田瑞穗教授于昭和17年(1942年)开始,但一般反应冷淡,到太平洋战争结束后再热络起来,精神外科医师,广濑真雄于1961年在Montreal举行的第三届世界精神医学会上报告了他开发的新开刀法,可见在日本有一段时期相当流行。但到昭和46年(1971年),当时的东京大学精神科主任台弘(Hiroshi Utena)教授为他在1950年代所施行的开刀,在日本精神神经医学会总会上被「告发」、「谴责」,曾引起社会上的严重批评,迫使该学会对外公开声明废止这治疗法。

在台湾,从1950年到1952年曾施行过,其总个案数不太清楚,但分别于1950、1951、1952年曾在台湾医学会上报告其临床效果、后遗症者共有39例,但其后并无系统性追踪评估。所幸,在台湾并无像日本那样流行、滥用的情况发生。C教授在CIA资助之下,曾实验这外科手术法,以探讨其对「洗脑」的效果,被本书著者谴责为非人道的「医学拷问」。Moniz为其创造的这项脑外科手术于1949年受到Nobel医学奖,如今成为被批评违反人权,非人道的下场,医学治疗、研究伦理的起落实令人省思。

5.电击痉挛治疗(Electro Convulsive Therapy,简称ECT)的医学伦理

ECT是意大利籍医师Celleti及Bini于1939年开创,给病人前头两边通电,使其产生「癫痫大发作」(Grand mal epilepsy),迄今已有交流及不同波型的直流电的改良仪器及电极的方法,临床上被认为对严重的郁症、精神分裂病人昏迷状态(stupor)或异常激动的情感有着效,平均每周2?3次,共10?12次为适当的数量。因为这治疗特殊,通电后病人产生全身痉挛(generalized convulsion)当中,有短暂性意识消失,且治疗后有头痛及回溯性健忘(retrograde amnesia),常遭病人的抗拒,在我国精神卫生法里,被指定为特殊医疗,而须要病人或家属的书面同意书。最近20多年来,由于抗精神病药物及抗焦虑、抗郁药物的普及使用,ECT的使用频度普遍下降,在台湾精神医学界滥用情况可不必担心,在本书所揭发的C教授给其病患的ECT是病人无法忍受的多次重量,其目的改变个人思想的「洗脑」的实验,是恶用医学的拷问。除了这样多次、重量的ECT外,在病人头部通小量电流,给予瞬间失去意识,但不必引起癫痫大发作,使个案产生极度恐慌发作,所谓「流产性电疗」(Abortive ECT)的使用于歇斯底里(conversion hysteria)病人,在台湾早期精神医学界曾时有传闻。这是为了强制破怀病人的「转换症状」的处置,但常有更大的伤害性而有时导致病人产生「精神病态性反应」(psychotic reaction)。近年来这种治疗法在精神医学界已消失,但在戒严时期,对政治犯的恶用时有所闻。

6.世界医学团体「反对拷问」的宣言

世界医学总会在1948、1968及1983年对医师的义务、宗旨、伦理均有明确的宣示,而要求全世界医师于就职时,一定为此宣誓,但第一次提到「拷问」行为,加以明确的定义,并严禁医师在任何情况下直接、间接参与任何形式的「拷问」的宣示,是1975年于日本东京举行的世界医学会上,这是因为鉴于太平洋战争后在世界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医学常被恶用于政治犯的审问,成为政府支持或认可(government sanctioned)的拷问,以达成政治目的。而另一方面,自由、民主、人权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人类共同目标之故。随之,1986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举行的有关「医师、伦理、拷问」的国际会议,1989年在西班牙的马德里举行的欧洲医师学会,均再进一步要求世界各国为消灭「医师拷问」行为,应加强医学伦理的教学,而政府也要公开倡导,国际合作及互相支持等事项,以后再分别于1990年在美国加州Rancho Mirage,1993年匈牙利的Budapest,以及1994年在瑞典Stockholm举行的世界医学总会会员大会,再度为维护人权,禁止全世界医师从事违反医学伦理的行为,要求各国政府马上解放不当被拷问的政治犯,并给予当事人人道待遇等等。1999年10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第九届环太平洋精神医学院学术会议上,有一项关于「拷问受害者的心理卫生」的研讨会会场,可见全世界医学团体、医师们愈来愈注意到「恶用医学的拷问」问题,而精神科医师已注意到「拷问受害者的心理复健」的问题,但在台湾,很遗憾的是,从未有精神医学团体或医师提过这个问题,其原因、背景、因素真令人玩味。

不只是台湾精神医学界,台湾整个医学界应要为预防医学被政治目的而滥用,尤其是其恶用于不同政治意见人士的「拷问」处,同时对过去曾被施行过「拷问」的受害者的心、身复健,更要发起强而有力的运动,以维护人权,宣扬医学伦理学。

(作者为台北医学大学精神科名誉教授、台大医学院精神科兼任教授、行政院卫生署顾问)

后记:笔者无意在此批评美国CIA的存在及其工作,或惹起任何国家之政治困扰。其实2000年8月20日因爆炸而沉没巴伦支海底造成舰上118人官兵丧命的苏俄「库斯克号」核子潜舰,其中一士兵母亲在公开谴责政府的救难措施失职时,被苏俄政府官员在公众面前强制打某种药物而带走的镜头,广传全世界,可见如今世界上还有为政治目的而滥用医疗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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