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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问浮沉叙友情——回忆徐景贤
莫问浮沉叙友情——回忆徐景贤


                            ·吴立昌·

2007年10月31日上午,我收到徐景贤9点24分发来的一组照片,主人公是已届92高龄的美国知名绘本作家塔莎老奶奶,正在莳花锄草、绘画写作、饲养家畜、含饴弄孙,她开心地说,“每天、每分、每秒,我都很享受着唷!”“对我而言,随着年岁增长,日子过得更充实”。为什么长我四岁的徐景贤此时发给我这组照片?因为我不久前生了一场大病,说话不便。他十分关心,不断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当他知道我已拔去导尿管,也觉得“心里放下一块石头”,并说,“我开刀时和你一样,麻醉后小便不通,真是‘憋死了’。此种痛苦,只有过来人才体会得到”。这次他是想以塔莎老奶奶的精神鼓起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病后感悟颇多,其一为:市场经济大潮中,唯亲情和友情才是无价物——这组照片自然也是无价的。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收到这组照片的那天晚上,又惊悉发照片劝慰我的徐景贤竟于下午遽然逝世。告知家人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打开电脑再一次凝视着这组照片,默默感受那尽在不言中的拳拳友情。除了哀斯人之远去,叹人生之无常,我又能说些什么!而今,逝者远离我们近三个月了。“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地球仍在运转,人们照常生活。但痛定思痛,与故友四十余年交往的点点滴滴,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三年前我曾在一段回顾自己写作经历的文字中写道:“当年与我共事的合作者中,有的先扶摇直上后一落千丈,有的‘文革’后又从原来的青年才俊提升为学界文坛名流,也有的与我一样始终是‘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然而,不管他们怎样浮浮沉沉或不浮不沉,我仍一律视为朋友(除非他自以为‘非庸’而不屑与庸人的我为伍),因为他们命运的浮沉从根本上讲并不取决于自己。”对于徐景贤,我的态度是莫问浮沉叙友情,当然也不乏因年长于我且有阅历有才干有诚信而产生的对他的尊敬。

初识徐景贤是在1964年春天,我从工作单位上海作协文学研究所被临时借调到市委宣传部文艺处,任务是编写一个剧目梗概类的资料,时间约两个月。与我具体联系的就是文艺处干事徐景贤,很年青,瘦瘦长长的,背有点点驼,挺和蔼可亲,周围的人都叫他小徐。我更年青,当然不会老三老四跟着叫小徐,叫老徐又觉有点突兀,于是就稳妥地尊称他一声徐景贤同志。任务完成回到所里已经入夏,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我和几位年青同事在副所长叶以群带领下,进驻丁香花园,“拿起笔做刀枪”,说是参加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没几天,徐景贤也带了电影局几位搞电影批判的同志来了。两支人马合并为上海市委写作班文艺组,叶、徐二位分任正副组长,徐稍后又任整个写作班的支部书记。由于他比这儿多数人稍长几岁,又是领导,所以宣传部的“小徐”升格为“老徐”,而且此后,不管其地位怎么变,作为朋友的我们,一直仍以“老徐”相称。以群是老一辈理论家,平时不苟言笑,我们对他更多的是敬畏。老徐与我们可说是同辈,相处无拘无束,穿着也与我们一样,十分简朴随便。有一次他要去接待外宾,没有像样的衣服,见我前几天曾穿过一件浅灰色“的卡”(“的确凉”卡其)中山装,身材又与他相当,便借了去。那个年月,年青人穿毛料衣服,不仅奢侈,而且不合身份,“的卡”便宜又挺括,所以我也买了一件,没想到这时倒解了老徐燃眉之急。

写作班年青人,基本“全天候”在岗。以群多半上午来,老徐除了晚上回家或部里有其它事,大多时间都与我们在一起。叶、徐来了后,主要工作就是传达精神,讨论选题,明确分工,审阅文稿,提出修改意见。老徐既是领导,又是写手,具体修改,动笔撰稿,样样拿得起,勤奋又快捷。在一年多点时间里,我和他合作撰写过好多篇。那时写作班以二三人甚至更多人集体写作为主,发表时也大多署“丁”字当头的笔名,而我和老徐合作用真名发表的倒有两篇。当年刊登二文的报纸他早就没了,后来我将复印件送去,他便惊喜地当作史料保存起来。

1964年12月,正当人们沉痛纪念在重庆“中美合作所”牺牲的革命烈士殉难15周年时,空政文工团来沪演出歌剧《江姐》。我们看完演出,《解放日报》便火急约稿,老徐就叫我和他合写。随着小说《红岩》深入人心,江姐的形象也为万民所景仰。记得小说刚出版,洛阳纸贵一书难求。我那时正处大学毕业前夕,为了让大家都能很快读到,班里便将弄到的两本书拆散,一页页粘贴在宿舍走廊的墙壁上,几十个同学就是这样凑着昏黄灯光读完了全书。老徐写过同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党的儿子穆汉祥》,对《红岩》的理解自然更胜一筹。正基于此,当我们从舞台上观赏到江姐形象后,对英雄发自肺腑的热爱和崇敬,促使我们加班加点一口气写了六七千字赞《江姐》的评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解放日报》为了加大对歌剧的宣传力度,还将其刊于“学术阵地”专栏。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日前见到《扬子晚报》一篇文章,题为《江姐儿子成美国终身教授》。历史真是有趣,但也令人生畏。

第二篇写于1965年年初。1962年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邵荃麟提出要重视中间状态的人物,后来被江青概括为“写中间人物”论。1964年下半年,在毛泽东第二个文艺批示强大压力下,文化部及其所属各协会不得不再次整风,邵荃麟的主张自然是批判靶子之一。写作班闻风而上,决定由老徐和我以及从南京大学借调到华东局“内刊”(《未定文稿》)写反修文章的青年教师叶子铭三人合作。我记得讨论提纲是在老徐家里,那是常熟路延庆路拐角处的瑞华公寓楼上,房间挺大,西北朝向有点冷,屋内陈设同主人衣着一样,简朴而随便。讨论了一上午也未结束,老徐留我们便饭,还拿出一个扁平的小小沙丁鱼罐头以示款待。讨论了大半天,然后分工,各自回去写一段,再由老徐统稿,题为《“中间人物”是一个反对兴无灭资的概念》,署三人名字发表于《文汇报》,洋洋洒洒几乎占了整个一版。究竟写了点啥,今天看来实在荒唐。然而,当年我们确实很认真严肃。在讨论和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惑,但还是信多疑少,甚至不敢有疑,因为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分派的政治任务,焉能有“自己”容身之地。其实,对批判对象的结论早就有了,我们做的就是怎么通过断章取义、以偏概全、无限上纲等手法,使那“结论”能够自圆其说罢了。对于这样一个批判套路,老徐能躲得过吗?凡奉命批判的每一个人能躲得过吗?

1965年冬,文艺组分两批下乡搞四清,我参加的是由叶以群带领的第一批,老徐负责第二批。不过等我们半年后回来时,“文革”锣鼓已经敲响,第二批轮换也就作罢。这段日子各个单位都忙着搞运动,最令人震惊的是叶以群被批斗得含冤离世,老徐和我们一样,心里非常难受,且无法理解。不像“全天候”的我们,他要常回原单位。有时也和我们聚在一起,互通情况,交流感受。此时写作任务相对减少,我们留守在武康路2号(写作班已从丁香花园迁于此),白天有时上街看大字报,晚上则去延安西路33号市委门口值班,应付北京红卫兵的冲击。大家一起议论时,皆对大字报揭发的内容半信半疑,对红卫兵的行动觉得幼稚可笑又可恶。老徐性格较为平和,虽与我们有同感,但言词并不像我们那么偏激。这年冬天,大约已是写作班造反以后,有个姓李的北京红卫兵打人致死,有关方面要老徐去处理。讯问肇事者时我也在场,那是嘉定一个公社礼堂的后台,气温很低,北风乱窜。讯问时,老徐始终态度冷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尽量想把事件来龙去脉弄清楚。只是听到肇事者竟然在将人打伤后还要用开水浇时,才被激怒,说了一句“真是惨无人道!”

造反后,老徐先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负责人,接着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稍后又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便成了高层领导,而我只是在其所属某部门整天忙些杂事,同他接触越来越少。往后写作班几经变动,我仍只是一具体“写手”,而且是党外的,同他更隔了好几层,除了在台下听他做报告,连面也见不着。虽然我更赞赏他的才干,但私心觉得还是以前的老徐,并没有将他看得如同过去老市委书记那样神圣。1968年秋,妻子去外地工作,我便准备调离上海,所以回到编制所在的原单位作协。二三年后对方城市总算发来了调令,行前我给老徐写了一封告别信,不料他竟找我去话别,还问我,“你真的要离开上海吗?”又表示,如能找到合适的对调对象,他可助我一臂之力。随后分居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我又被调至市委写作组下属的《鲁迅传》写作组。老徐遗体告别仪式上,有挽联称他“用权不为私”,沙叶新回忆说,文革十年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详情不知,可我信。当初我一没求他,二非他家人,他却帮我解决困难,算不算为私?或上纲曰:这是为了多留一支“黑笔杆”。某虽不才,他惜才之意也许有之,窃以为这扯不上“为私”。请问:与眼下那些“一人得道”之后还要包庇纵容配偶子女、至爱亲朋疯狂弄权敛财的大小贪官相比,究竟谁能律己,谁有品格,谁更像“人”?!

“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是得胜的政治家眼里的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是局外人或是老百姓的价值观,他们更看重“王”“寇”作为人的品质,尤其是在一个人说了算的“口含天宪”年代。那时候,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老二开始,谁说了也不算,到头来都得听老大使唤,做他的“工具”。当然,位高权重者被上面当“工具”使唤的同时又能使唤其下面的众多“工具”。我曾在一篇杂感中说过:“‘一言堂’之所以形成,发言的固然难辞其咎,但是同时还有许多各个层次、直接间接聆听发言的‘听众’在,他们革命经验丰富,马列主义水平按理说应该很高,为什么也辨不明真假马列,分不清路线正误?为什么只知举手拥护、甚至明知有错也不敢表示任何异议?‘堂’内发言者的想法和意志不正是通过他们层层传达下去,并由他们带领‘堂’外的包括拿笔杆的文人在内的芸芸众生去付诸实践的吗?”当年老徐就是“一言堂”内的重要角色,一件大规格大尺寸的“工具”。这是卷入高层政治斗争漩涡的每个人必不可免的结果。根子在制度,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毋庸置疑,老徐属于后一种情况,而那些贪官才是利用当下制度之缺陷“任意横行”的坏人。

再次见到老徐已是二十余年后的1990年代中了,他饱尝铁窗风味十五年,保外就医三年,终于刑满,虽说政治权利还要被剥夺四年,但毕竟可与家人一起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先是住在内环线西侧一处公房内,我曾和二三友人去看过他。当时说了些什么已记不清,但看得出他的心情是高兴的,只是说话还较拘谨。不久,老徐搬到天平路和女儿同住,与我家相距只有一站路。一天,我邀请他和早期写作班一些同事来我家聚会。除了老徐简单介绍了他在狱中和释放后的情况,严肃话题不多,多的是对当年趣事的回忆。老徐发觉我们没有将沉沦人生谷底近二十年的老朋友忘记,那爽朗的谈笑声便显示出他内心的欣慰。此后我和他隔三差五总有着联系,有时去他家拜访,有时参与朋友聚会。

老徐在狱中写了无数检查和交代,同时也在对他所经历的十年不断进行反思,再加他的记忆力本来就强,这就使他的回忆录不仅写得顺利,而且可信。我清楚稿子写好托人携带出境时,还碰到不少麻烦。正在为他担心时,想不到《十年一梦》于2003年末在香港出版了,而且很快售罄,2004年2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一出,他就送我一本。“敝帚自珍”是谦词,亦人情之常。我就不止一次听他讲起:又是第几次印刷了;求书者众,书价又贵,有点不堪重负;书流入境内,倒未引起多少麻烦,某书店还置一内部书架供应,等等。在分享他喜悦的同时,我发觉他更在意读者尤其是一些代表性人士的具体评价。他说有关方面对该书总体印象是比较客观,公正,还有一些上面没有掌握的材料。不少退下来的、现职的高干甚至企业界老总都在找这本书看,因为他们想从中了解上海的“文革”史。说到这儿时,老徐高兴之余,又有一种因预期之写作目标实现而舒一口气的神态。他的写作原则是只写事实,不谈观点。回顾历史时免不了的为尊者讳、避重就轻、自我辩解甚至文过饰非一类通病,《十年一梦》里确实不易寻觅。看得出来,作者是在努力将他参与的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一一厘清,有时虽坦陈当时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又力避用今天的眼光进行批判,做“事后诸葛亮”。其实与尊重历史同步,观点亦在其中;上海“文革”十年期间,包括作者自己,什么人该负什么样的责任,读者也就了然于心。在一次交谈时,老徐也曾为他披露的一件从无人道及的史料忧虑过:1975年,除毛远新,国务院某高层领导也向毛泽东汇报过“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促使毛下决心“批邓”。书出来后,他听说该领导在部队工作的儿子要找他。他说他有材料在,倒不怕当面对质,怕的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这事后来他再没提起,想已不了了之。

近几年老徐用了电脑后,我们多了个“伊妹儿”通道,交流文稿,共享资讯,联系更为频繁。他在境内以笔名发表的文章常常转发给我看,如记叙他的入党介绍人丁景唐晚年文化生活的《老丁半日谈》、指出王蒙自传史实错讹的《王蒙的“硬伤”》等。当后者被多家媒体转载以及王蒙为此检讨的情况,他便及时转告。一篇短文能产生如此效果,真为他高兴。在境外发表的他也不忘发来让我阅读,如张春桥病故后写的《张春桥片断》,就弥补了《十年一梦》未曾涉及的张氏另一侧面。又如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情况,颇受社会关注,而他在书中仅作为“文革”序曲写了一小节。他告诉我,为此他曾于2005年年末写了《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一篇长文,用笔名给了北京某刊,其中最后一段“解剖我到写作班时的心态”,有两千多字,但发表时删去。此文随后又被上海某报转载,后来他干脆将全文投给香港《明报月刊》用真名发表(2006年2月号)。他及时转给我后,我以为他对自己的极左世界观剖析得很真实,很到位,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显然触犯时忌,难怪要遭“斩尾”之厄运。

老徐思想的与时俱进,使我们之间的共识和交流也增多。从他转发给我的材料,如《顾准临终情况》、《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访谈》以及网上热传的小说《如焉》等,即可看出一个大概。我也不时发给他一些东西,一次给他我写的两篇杂感,他回信颇有感概:“文章两篇拜读,联系现实,文风犀利,但触及时弊,特别提到‘一把手’等,当然是敏感问题,编辑部是害怕的,但作者只管写,因为不痛不痒的东西,于我辈实在是没有多大意思的”。去年春天《炎黄春秋》发表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反响巨大,有对它的“革命大批判”,更有热烈的共鸣。网上连续刊登一次支持并进一步阐术谢韬观点的研讨会记录,由于我的疏忽,我先给老徐发去记录“之二”,他次日回信:“昨天认真看了您发来的谢文专题研讨会发言,觉得是充分说理的。但您发来的是‘之二’,不知有没有‘之一’。如有,请一并发来一读。”迫切心态可掬。我马上将“之一”补上,后来又陆续发去“之三”至“之五”。

经历大浮大沉之后,徐景贤解剖自己时,“开始觉得原本不是长在自己脖子上的脑袋,终于逐步复位到自己的颈项上来了”;他说,“我们自称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却容不得言论自由,更容不得出版自由,而马克思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没有出版自由,其它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们真是愧对‘老祖宗’了!”于是他醒悟了:“我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作为一位曾经的政治家,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作为交往四十多年的朋友,我更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的真诚反思,一定会赢得更多人的尊敬。

安息吧,老徐。我们也和你一样,“期待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黎明,早日降临!”

2008年1月26日初稿3月1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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