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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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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

  作者:李昕
  三联书店前总编辑
  来源:思考者iThink

  作者的话:
  我并非梁启超研究之学者,写作此文纯属偶然。原本是想写一点关于刘瑞恒
的文字,谈谈这位医学大家的人生事业和贡献。因为此人是我家长辈------家母
刘佩锦的伯父,我自幼便知他一些故事。谁知动笔前一查史料,竟发现多年来有
关“割错肾”的故事一直在误导舆论,致使刘瑞恒的名誉极度受损。对我来说,
这便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说清楚,一切都无从谈起。于是我才不避考证之
烦难,写下此文,并非仅为某人翻案,更求还事实以本来面貌,纠正百年来以讹
传讹之误也。欢迎史学界、医学界方家教正。


  1924年冬,梁启超51岁。他莫名其妙地患了一种病,总是尿中带血,而病因
不明。此病总共大约陪伴了他四、五年时间,一直到他1929年去世始终未愈。起
初,情况不严重,且无痛苦,他不以为意。那时他不仅在清华讲学,而且在京城
各大高校都有定期演讲,甚为忙碌,顾不上看病。加之夫人李蕙仙不久前因癌症
复发去世,他悲痛不已,写下了声情并茂的《祭梁夫人文》,度过了一段难捱的
时光,自然也没有心情去看病。过了一阵子,忽然发现自己病情加重,因为考虑
到夫人是患癌症去世的,他才开始担心自己亦有不测,感到需要去医院查一查了。
可这时已是1926年的1月。


  开始,他去的是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德国大夫在半个月时间里为他做了全
面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由于医学检测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断病原病因。
出院后,他尝试使用中药,未见效果。他与列名“四大名医”的中医肖友龙有些
来往,前往问诊,答复说,尿中带血,“这病不是急症”,“任其流二三十年,
亦无所不可”,令他不免失望。因为怀疑自己患癌,他决定到协和医院做彻底检
查。

  协和是美国人在华开办的医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已可以
进行X光透视等检测。协和的医生借助器械,很快查明他的膀胱和尿道一切正常,
便怀疑是肾的问题。对于究竟是哪一只肾脏作怪,医生做了一系列左右两肾的对
比试验,先是验出两肾的排泄功能左强右弱,接着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肾排泄
物“其清如水”,而右肾排泄物带血。于是医生认为尿血的原因在右肾上,与左
肾无关。接受了X光透视之后,医生果然发现他的右肾有一个樱桃大的黑点。经
多位专家诊断,一致认为那黑点是肿瘤,且是导致尿血症的病因。

  在怀疑是癌的前提下,协和医院决定为梁启超做手术,切除右肾。3月16日,
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当时的协和医院院长、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
副手则是一位美国医生。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
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
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
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割去一肾,病状依旧,手术白做,而病人身体受损。在这个病案中,协和医
院出现误诊,这是显而易见的。5月29日,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晨报》发表
《病院笔记》一文,记述梁启超在协和医病之经过,文中难掩对医生的失望和不
信任。因为梁启超是社会名流,所以此文引起轩然大波。众多文化名人关注此事,
陈西滢、徐志摩等借此撰文抨击西医,引发了一场“中医西医”的是非之争。但
无论如何,引起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是手术该不该做,右肾该不该切,医生的诊断
靠不靠谱,尽管嬉笑怒骂中对西医的“科学精神”不无揶揄讽刺,但大抵谈论的
是协和医生的医术精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医德方面的问题。

  1

  然而时隔70年以后,有两本书旧事重提,讲出了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一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
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年)中写道,40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公子梁
思成住进了协和医院。他从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

  “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
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
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
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
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
‘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无独有偶,几年以后,梁思成的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
社,2001年)一书中也写到这件事:

  “梁启超因患肾病,多年来常尿血,经北京德国医院及协和医院诊断,一侧
肾已坏死,应予切除。”

  “在协和施行手术,执刀医师是院长刘瑞恒。但因他的判断有误,竟将健康
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对这一重大医疗事故协和医院严加保密。”

  “在1970年梁思成住院时,才从他的主管医师处得知父亲真正的死因。”
  两人说法如出一辙。这场医疗公案被演绎为协和医院院长、外科教授刘瑞恒
玩忽职守的故事。而协和医院为了隐瞒事实,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这样一
来,事情的性质完全变了。这个病例不再是一次难以避免的误诊,而变成了协和
医生无德、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证据。往严重里说,果真如此,医生行为如同
犯罪!

  事实真相果真如此吗?

  2

  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两人说法的真实性,我查阅了梁启超本人和亲友在这
场手术前后写下的多篇文章,发现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的说法,
与当事人、知情人的原始记录相矛盾: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仲策)当时留下《病院笔记》和《病床日记》两文,分
别发表于1926年的《晨报》和1929年的《大公报》上,可视为知情人的第一手记
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
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指梁启超)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
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及右肾割去后,小便出血之症并未见轻,稍用心即复发,不用心时便血亦
稍减。”
  这里说得明白,诊断认为病在右肾,割去的也是右肾,并未割错,尿血不止
是另一回事。

  《病院笔记》里还记录了手术中协和医生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
玩笑:

  “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出时,环视诸人皆愕然。力与刘作一谐语曰:
‘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曰:‘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
有错?’乃相视而笑。”
  这玩笑也证明了主刀医生刘瑞恒是明辨左右的。

  梁思成在1929年其父去世后,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
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
去,然割后血仍不止。”至于梁启超本人,则在手术后发表的《我的病与协和医
院》的声明中,也明确说自己的病,“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 “右肾有毛
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无论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还是其子梁思成,当初都证明是梁的右肾被
怀疑有病,而且正是这只被怀疑的右肾在手术中被切除了。并不存在费慰梅、林
洙二人所说,“竟将健康的肾切去,而留下坏死的肾”。他们三位作为当事人和
知情亲属、见证人,在手术后几个月或几年之内所做的记录,总比外国朋友或不
知情的亲属70年后根据第二三手资料写下的回忆录来得可靠。当然,费慰梅也写
到了她的资料来源,她说: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
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
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
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3

  原来,费慰梅依靠的只是这样由传话而来的间接人证,而林洙无非是复制费
慰梅的说辞。因为根据上面引述的梁思成在其父去世时的说法,他在1971年住进
协和医院时,即使是有人告诉他当年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
的荒诞故事,他也不会相信。梁思成当年是亲眼看到过其父右肋的手术刀口,也
见到其父右肾肿瘤病理检查结果的人,所以这故事不应是他告诉林洙的。
  我在这里判断林洙复制费慰梅的说辞,当然也有证据。其一,林在费之后出
书,她没有为费所讲述的故事添加一点新材料;其二,林、费二人的著作,竟然
出现相同的差错,就是把梁启超1926年的3月因尿血到协和就诊的时间,都错写
成1928年的3月。林作为梁启超的儿媳,犯下这种低级错误简直匪夷所思。同时
还需要说明,貌似知情的她们,把手术时间错误地推后了整整两年,这对社会舆
论形成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离梁启超去世只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
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把梁的去世和这场手术联系在一起。

  当然,始作俑者是那两位编故事的实习生。他们作为手术参加者,传出如此
闲话,实在令人诧异。分析来龙去脉,极有可能的是,他们误把手术进行时力舒
东医生和刘瑞恒医生那句玩笑话(“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当做事实传播了。

  然而令我不解的是,费慰梅和林洙两女士在著书之时,为什么不去核对一下
当年的原始资料?这些史料唾手可得,要弄清事实,实在不难。而以讹传讹,其
害无穷,真不该是她们二位所做的事。

  当然,最有分量的证据还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
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展览中出示的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就医的病案,使这桩
与他有关的百年公案真相大白。

  病案记载,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患尿血症住进协和医院,经X光检查发
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决定予以手术割除。手术后解剖切下之右肾,
可见樱桃大小之黑色肿瘤,经化验排除癌症。提示这黑色肿瘤是良性瘤。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即上文提到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
文稿。这是梁启超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协和医院,特地放在病案里面的。(《健康
时报》2006年8月28日)

  根据病案可知,梁启超的右肾只是长了一个较小的良性肿瘤,并没有恶性肿
瘤,它不是尿血的病因,也完全没有必要切除。协和医院对此施以手术,显然是
基于对尿血原因的误判。但是,手术并没有将健康而无肿瘤的肾切下,反将有肿
瘤的、“坏死的”的肾留在体内。费、林二人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4

  由于费慰梅和林洙的特殊身份,她们以貌似见证人的姿态独家“揭秘”,其
文章的影响力便非同一般。一时间,文化界广为流传梁启超被“割错肾”的奇闻,
甚至大家普遍接受了一个说法,即梁启超的早逝,是由这次手术导致。在互联网
上,议论此事的文章铺天盖地,众口一词的议论,是把“割错肾”作为协和医院
早年的一件不可告人的重大医疗事故。有的文章竟然危言耸听地使用“协和医生
杀人”这样的标题,也有人发表感想,说“我心目中的一个偶像(指协和医院)
从此倒下了”。

  至于主刀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不仅网络上对他颇
多激愤之词,甚至有的研究性文章,也会提及此事,断定他不仅医术不精,而且
医德有缺,草率行医,罔顾人命。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以后,逃避责任,拒不认
错。

  其实,在梁启超病案中,无论是协和医院还是刘瑞恒本人,都有太多的事情
需要澄清。

  首先,这只是一个误诊,并不属于医疗事故。之所以说是误诊,原因在于协
和负责诊病的医生错把右肾上的黑点当做是尿血的原因,而且认定那黑点是恶性
肿瘤,必须施以手术。事实证明尿血与那个黑点无关。但是在这样一种诊断下,
主刀医生按照诊断要求,正常实施手术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这完全谈不上医
疗事故。

  其次,手术本身是非常成功的。梁启勋的《病院笔记》中说:

  “至于刘瑞恒,不能不谓为高明。割后绝不发热,且平复速而完好,虽则病
人身体之强健,医生认为有异于常人,然亦良工也。”
  其三,当时西医刚刚引进中国,国人对西医的诊疗方法和分工缺乏认识,满
脑子都还是中医“一体化”治疗的概念。中医诊病治病一人包办,哪位医生接诊,
医好医坏,自然是他负全责。但是西医不然,各科医生各负其责,需要动手术的
疾病,主治医生和主刀医生通常不会是一个人。在梁启超病案中,刘瑞恒并不负
责尿血症的治疗。他作为协和医院的院长和外科教授,当时是国内外科医生中的
第一把交椅,京城著名的“刘快刀”。他是被特地请来做手术的。费慰梅的书里
说,“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
切除手术”,梁启勋也谈到,刘瑞恒做这场手术,是应梁启超本人的要求“越俎
而动”的。也即是说,刘瑞恒出任主刀医生,一是因为盛情难却,二是因为对梁
启超格外重视。

  再者,误诊的责任并不在刘瑞恒。他是外科专家,而梁启超的诊断,是由泌
尿科和内科医生做出的。梁启超的好友伍庄在《梁任公先生行状》一文中说梁
1926年“入北京协和医院养病数月,欧美医生凡五六人诊治之,断为肾坏,请施
刀圭”。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也提到,其兄入协和医院,是“经泌尿科诸医检
验”,方得出诊断的。梁启超本人写给协和医院的声明中,则提到诊断他患有
“无理由出血”的,是几位“内科医生”。这些都说明,刘瑞恒并未参与疾病的
诊断,仅仅是被特邀动刀的外科专家。

  然而,只因这一刀,刘瑞恒却被舆论塑造成了一场丑闻的主角。不仅手术被
解释成重大事故,而且误诊也成了他的责任,污水全泼在他一人身上。舆论所指,
他简直是玩忽职守,罪责难逃。但是站在客观的角度来看,刘瑞恒何其冤也。

  5

  上面所述已经表明,所谓刘瑞恒不辨左右“割错肾”的故事,肯定是子虚乌
有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发问,这场手术是不是一个“错割肾”的故事呢?也
即是说,梁启超的“割肾”是否可以避免?

  其实,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从“割肾”以后的疗效以及对于“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验结果来
看,“割肾”是无意义的,应该避免。然而在诊断的当时,当尿血不止而X光又
在肾上发现异常黑点的情况下,就很难做出是否需要动手术的决策了。且不说那
是90年前西医在中国刚刚建立之时,医疗的设备还不完备,医务人员的诊断水平
和临床经验还有待提高,就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如果发现同样的病状,难道医
生就可以断然决定不动手术,改由其他方法去治疗吗?须知,癌症凶险,防之宜
慎,几乎每个医生和患者本人都会这样想。现在的医院里,如果谁生了肿瘤,在
不能断定肿瘤是良是恶之时,保险起见,医生大多主张切除。我们每个人的周围,
应该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就是某人生肿瘤,医生决定切除,手术后发现,被切下
的是良性瘤子,患者甚至为此而窃喜,而庆幸。梁启超的肿瘤切除的决定,大抵
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才做出的。只不过,他的肿瘤是在右肾的内部,手术无法剖
肾取瘤,只好将右肾整个摘除。

  那么,作为主刀医生的刘瑞恒,是否可以在手术过程中避免割下没有癌变的
肾脏呢?手术以后,在这一点上,他受到很多诟病。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著名文
人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谈论梁启超手术过程: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
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
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割下了!可是梁先
生的尿血症并没有好。”
  这意思无非是说,刘瑞恒应该在看到肾脏没有异样之后立即终止手术,把病
人切开的腹部缝合。一般没有医学经验的读者,读到陈西滢这一观点,都会以为
言之成理,但这恰恰是似是而非的见解。学习西医出身的鲁迅知道事情不像文人
揣度的那样简单。他为此事撰文,在为西医辩护的同时,讥讽陈西滢的文章是
“对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在“仗义执言”(《马上日记》),因为陈的说
法,实在是违背常识了。

  我也不通医学,但是我就此事请教过肿瘤外科的专家。他告诉我,“上个世
纪20年代,用X光诊断右肾肿物已经够先进了,手术后证实右肾确有肿瘤,这说
明X光的诊断没有错误。因为肾脏的良性肿瘤(错构瘤、血管瘤)很少见,而且
良性瘤不会导致血尿,所以这时医生自然会怀疑梁是生了恶性肿瘤。开刀时,打
开腹腔,可能看到两个肾脏一样。因为大多数肾脏肿瘤生在肾脏内部,是没办法
用肉眼看到的,手术全凭术前X光片指示该切哪个肾,肺癌手术也如此。”

  于是我问,“假如你是主刀医生,遇到这种情况会如何处理?”

  他回答说:“回到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没有其他检测方法,根据术前患者尿
血之临床症状+X光片示右肾肿瘤,我是主刀医生也一定要切除右肾。”

  所以说梁启超“丢腰子”,虽是源于误诊,却带有某种必然性。

  6

  右肾切除手术之后,梁启超的尿血症未见好转,这是肯定的;但是若要说每
况愈下,却也不符合事实。病情只是反反复复,时好时坏而已。梁自己认为,总
体情况毕竟比手术前好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
“便血之多寡,辄视工作之劳逸而定。”休息得好,也便多日没有血尿。所以医
生总是嘱其静养。然而梁讲学著书,没有一刻稍闲,实在静不下来。这样,从手
术以后直至他去世前,约三年时间里,他是协和医院的常客,曾多次就医,治疗
不同病症,包括继续治疗血尿,也包括医治痔疮、小便堵塞和肺部感染。

  很多人根据手术后三年梁启超以57岁盛年而逝,便很自然地将他的死和“割
肾”联系起来。最早发难的是好友伍庄,他在写给梁启超的《祭文》中说,“予
不用爱克斯光镜,予知致君之命在于割肾。”至于今天的人们,在欣赏梁启超的
超卓才华、叹息他的英年早逝之余,也难免想当然地认为,如果不是错割一肾,
梁的一生或许不至于这样短吧。

  但是梁启超的死,终究与尿血症无关,也与割去一肾无关。他不是患尿毒症
或者肾功能衰竭等病症去世的。他留在体内的左肾,一直工作正常。梁启勋在
《病院笔记》中,曾提到其兄右肾切除后,“幸而左肾之排泄功能,决无障碍”。
所以尽管右肾被冤枉地割去,倒也“不必追悔矣”。这句话不仅证明了费慰梅、
林洙所谓“割去健康的肾,留下坏死的肾”是虚妄之词,而且似乎也证明了梁启
超的尿血症,可能与两个肾都无关。因为既然长有肿瘤、且排泄功能有问题的右
肾都不是尿血的原因,那么便无理由怀疑正常的左肾是尿血的原因了。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的死因是肺部感染。

  梁思成的《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记载,其父梁启超1928年秋开始患一
种怪病,起初病情较为轻微,只是发烧,食欲不振,没有其他症状。先由日本医
生诊治,未见效果,于1928年11月28日,转到协和医院就医。协和医生为他拍了
肺部X光片,发现左肋微肿,于是怀疑有肺痨。但是取痰化验,没有找到肺结核
菌,却发现痰中有大量“末乃厉”菌(monelli)。之后医生又从梁肿胀的左肋
取出脓血化验,同样发现此菌。医生做了实验,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
果看到小动物内脏溃烂出血。

  协和的医生都没有治疗这种病症的经验,他们遍查医书,最后是在美国威斯
康辛州某医学杂志上,查到唯一一篇论文,讨论的病历与梁启超的病情相似。但
该论文建议使用的药物,协和医生考虑病人体质过于虚弱,担心发生副作用,只
能勉强试之。结果未能控制病情发展,梁启超于入院50多天后去世。

  梁的好友伍庄的文章中也说,梁启超最后患病十分怪异:“有瑞典医生谓其
病甚奇,世界上患此病者曾有三人,二人死而一人生云。”

  这些记录,都表明梁启超患的病,至少在当时,是绝难救治的。至于“末乃
厉”菌究竟为何物,在今天看来这种病菌引起的肺部感染应称之为何种病症?因
在网上搜寻无果,我便请教了胸科专家和微生物科专家。

  可是胸科及微生物科专家均不知道“末乃厉”(Monelli)这个细菌名称,自
然也不知道由此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微生物专家还专门查了细菌谱系,亦未发
现此菌。专家告诉我,“可能是近一个世纪它已变异或不存在了,正如天花病毒
当年肆虐世界百多年,后经全世界几十年种牛痘免疫,此病已被灭绝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之死的病因,大概就没有人能说清楚了;但他的死肯定不
是因为切去一个肾,倒是清楚的。

  然而坊间不断有人在继续编着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在那次手术
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意谓此人自惭形秽,从此变得灰溜
溜。殊不知,就是在给梁启超做完手术之后,刘瑞恒当选中华医学会理事长。梁
启超去世后,又有一个巧合被故事高手发现了。他们注意到刘瑞恒离开了协和,
到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于是这次离职就被解释说,刘因为在梁启
超之死上难辞其咎,故而辞去外科医生的职务,黯然出走,离开协和,目的是逃
脱罪责。其实细心的读者都能看出,刘到南京上任,是升职,用今天的话来说,
是“另有任用”,何况,他被调往中央卫生署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去世以后,
而是在梁最后一次到协和就医之前,也就是1928年11月。而且他后来一段时间,
即使在南京工作,仍然兼任北京协和医院的院长,直到1934年。

  根据《刘瑞恒博士与中国医药及卫生事业》一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年)
介绍,刘瑞恒作为中国第一个哈佛医学博士、中国现代西医外科的开创者,之所
以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放弃自己的外科医学专业,而到中央卫生署任职,先任次
长,后长期担任署长(抗战期间兼任军医署署长),这是由于他认为在当时贫穷
落后的中国,推动公共卫生建设是当务之急,此举更有利于救国救民。他在协和
医学院教育学生,总是要求大家毕业后要为国家的公共事业效力,不要开私人诊
所给自己挣钱。他有一句名言:“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
要。”于是这一次调动,他是践行了自己的话。在所谓“公众职务”上,他推进
和提高医学教育及公共卫生建设,大至创办各类医学院校,组织各种医疗培训,
小至在落后地区修建公厕、消灭蚊蝇,向一般民众普及基本卫生知识。因而他对
中国现代医学卫生事业发展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被誉为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
的奠基人”。

  说到这里,读者可能已看清楚,有关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百年公案”,其
实不过是一场有关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的集体炒作而已。

(XYS2017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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